农村社区化的秭归路径

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备受关注。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在研究如何引导村民自治，积极开展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对秭归县农村社区的观察，山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把握三个基本方向。

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

社会管理就是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引导社会角色，使其融合为一个有机体，在个体和有机体的相互作用中推动个体和有机体发生变化。理想的状态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以及方式方法使每个个体的力量在有机体内呈正态分布，使个体和有机体达到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显然，要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必须使个体和有机体的价值取向相互一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体的具体利益存在多样性，其价值取向的现实表现也存在多样性。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究决定了个体意识及其行为的自我性，即个体意识自觉。

当今，行政理念由管理逐步向服务转型，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同时使农民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只有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主体意识得到强化，农民的个体意识自觉才能与基层组织的管理和服务相一致，农民才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去。

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农村管理带有很强的行政科层制色彩，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实际上是行政力量的代表，农民几乎只有服从，没有自我。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以及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及其村干部的角色发生变化，引导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是其主要职责，逐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逐步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一些适应时代发展的管理模式得到肯定和发展。

源于秭归县杨林桥镇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就是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有效模式。社区治理模式简单的说，就是撤销原来的村民小组，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组建若干个社区。社区采取议事的方式对社区事务进行一事一议。在议事时，农民可以自主表达意愿，相互商议，最终形成共识，做出决定。很多公益事业，农户在完成或者进行的过程中会得到政府一定的奖励和扶持。农民觉得是在为自己做事，自己在受益，大家一般都积极支持，从出钱出力到遵守村规民约都不会有太多阻力，表现最明显的是群众踊跃集资筹劳兴办公益事业，有的社区户平集资2万元修路。在社区兴办公益事业的过程中，农户交流增多，彼此感情更加深厚，集体意识和互助意识进一步增强，某个农户家有红白喜事或者发生灾难，大家都积极主动帮忙。

不难看出，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至少要完成两件事情，一是不要强迫农民做自己不需要的事情，二是农民的愿望要能得到一定的支持。以秭归这样的山区贫困县而言，对农村的支持主要靠上级的项目，而现行的项目管理体制，一般是上级下计划下级完成，这种体制比较机械，计划具体到村，调控余地很小，与农民愿望存在差距。现有的项目考核大多在年底进行，由于计划是从上而下分解的，很多到村一级真正实施时都到下半年了，完成的质量和进度都要大打折扣，因此，很多看起来对农户有利的事情，农户并不全力支持，甚至会反对。

因此，做以下建议：一是在计划指标分解上改“自上而下”为“县域统筹、上下结合”，先由村向主管部门申报，县直相关部门根据需要统筹分解，这样变要农民做为农民要做、政府支持；二是在乡镇一级设立一个项目的承接平台，统筹分配到乡（镇）域内的项目，乡镇可以根据农户实际愿望去统筹实施，解决需求不一致而又不能调控的问题；三是项目考核实行跨年度进行，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时间决定考核时限，不能机械的年底结账。这样，干什么、干还是不干都由群众说了算，并且政府能及时支持，上下有机结合，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推动新农村建设。

适应管理对象的变化

价值代表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就管理的价值而言，就必须达到主客体之间的互动。简言之，管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管理的内容和方法也应相应调整。秭归作为一个国家级山区贫困县较之以前有很多变化，从农村管理的角度而言，有三个变化值得关注。首先是人员结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性加剧，大量劳动力外出，农村以老人、小孩和妇女为主，他们大多缺乏劳动力、缺乏关爱，精神生活空虚，他们需要的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关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劳力的联合互助。其次是经济结构变化，务工收入成为农民的主要现金收入，现有的土地收益已经不能满足农户需要，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和束缚程度降低，家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牵挂，家庭的和谐幸福是他们最关心的，家庭农业产值不是他们关心的主题，他们需要的是留守人员得到照顾，他们能轻松外出挣钱。三是“两栖”农民工对土地是离而不弃，务工的不稳定和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并存，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又渴望家庭农业收入成为他们转变成市民的后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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