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危机大国企业走出去

编者按：

当我们用“危机”二字来面对打击，就能在混乱之中找到出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快速发展阶段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但是脚步并未停歇。行动不仅要快，而且要准。这需要冷静的思考。在“蓝海领航”——中国企业走出去系列专题的最后一期，我们邀请来自中国银行(601988)、发改委、商务部与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的专家来讨论中国企业在这个特殊时刻走出去的机会，并提出警示。他们都有长期的实践、管理和研究经验，他们的冷静观察值得走出去的企业、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聆听。

抓住危“机”：今年对外投资可能超去年

●问：都说这轮经济危机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好机会。你如何判断当前全球投资格局的变化，中国企业的机会究竟在什么地方？目前看来，中国企业是否抓住了机会？

[ 范春永：“2009年1~9月，中国对外投资取得了1%的同比增长” ]

唐茂恒：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来讲是一个机会，事实上中国企业也利用这次危机，通过海外承包工程、海外资源性企业并购、设备出口等方式加快了“走出去”步伐。

范春永：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对外开放方面，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自从中央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以对外投资为核心的“走出去”发展非常迅速，“走出去”与“引进来”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两个车轮。

根据统计数字，2002到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保持了65.7%的增长，年对外投资额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59.1亿美元（含金融领域）。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59.1亿美元，达到了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存量大约1840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已超过10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成为国际上一个非常活跃的对外投资力量。

2009年以来，在空前严峻的金融危机下，全球跨国投资下降约20%以上，而1~9月，中国对外投资取得了1%的同比增长。根据前三个季度数据推测，2009年中国对外投资有可能超过2008年。这些数据说明，我们抓住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对外投资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这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梅新育：机会不仅仅局限在投资方面，也体现在贸易上，因为危机起到了淘汰竞争对手的效应。从统计看，今年中国在全世界出口的份额是上升的，而绝对值是下降了，因为危机把竞争对手掀倒了。

海外投资跟贸易类似，绝对值的增长速度也受到了冲击，但我估计绝对值是有所上升。中国企业以前不管是海外建设还是其他方面都做得比较谨慎，不搞太激进的经营策略。而危机把一些竞争对手掀倒了，比如一些日本和韩国企业，其母国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对于企业的资产结构、现金流量等都有巨大的影响。

大概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几乎其他国家的企业都缺钱，只有中国企业有钱。中国企业总体上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而且有些企业还滥用这个机会，比如腾中收购悍马。

外抗贸易保护 内求稳健发展

●问：有多大的诱惑往往就意味着多大的风险。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你对走出去的企业有何建议？

[ 梅新育：“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企业没有准确的定位，滥用机会” ]

张燕生：在危机期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针对中国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纺织等产能过剩较严重的行业，一些国家交替使用诸如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技术贸易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势必增大了我国出口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此，要考虑有没有可能将对外金融资产的再配置与出口市场多元化的调整结合起来，使得中国制造成为东亚制造、全球制造。

对于企业而言，金融危机一来，外需萎缩了，产品就没有来自国外客户的订单了，这让我们意识到国内企业在产品的国际营销能力方面是很弱的。总结起来，我国对外贸易额达到了2.5万亿美元，出口额达到了1.4万亿美元，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国外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网络来完成的。所以当遇到危机时，他们开始自保，往往会甩中国的订单，这对中小企业的伤害很大。所以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自主的营销体系建设很重要。

范春永：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当前我们到海外投资首先面临的问题。

另一个风险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不长，经验不多，除了国有企业和一些大企业实力比较雄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虽然也走出去了，但抗风险能力比较小，对投资国的环境、政策、各方面情况不是很了解，哪一方面都可能出现摩擦和风险。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有所加大，国际投资环境并不宽松，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与国际地位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格局利益调整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国威胁论有所抬头，国际上对我国企业投资存在较多疑虑和限制。

风险不只是国外市场的风险，也有企业家自身的风险。企业要认真研究，慎重选择项目，必须符合国际国内两个方面需要。

梅新育：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企业没有准确的定位，滥用机会。

滥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打着海外投资的名义，但实际上是炒作或者操纵市场，可能让企业走上歧路甚至以身试法；二是被冲昏头脑、盲目地做不合适的投资或者收购，特别是在收购上，不合适的交易会让自己负上很高的债务，甚至可能让自己陷进去。

在这次危机中陷入困境的企业和公司，很多之前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扩张策略。2000年之前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很多都是因并购和扩张失败的。日本和韩国也都有这种情况，比如韩国的大宇，是盲目扩张的典型。

奉行过度激进的战略扩张，还有一个特殊的风险，有的企业管理层想借着国际化的由头，给自己找一个与西方跨国公司高层薪酬接轨的理由。

很多企业管理层心太急，太爱慕虚荣。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中国企业在全球商业中目前还不是处于核心地位，要进入全球核心地位，需要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步伐相一致，这是比较稳妥的，也是根本的。一些企业的经营层喜欢自己先富起来或先好起来，为了自己的待遇、声望，为了出风头。如果是等着整个国家、行业的发展逐渐发展，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做一大笔收购，聚光灯一下子就打过来了。有的企业经营者在追求这种虚荣，其实，很多人往往是被自己打败了。

金融支持的差距与努力

●问：就你的经验或调查研究而言，中国金融机构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的服务能力如何？

[ 唐茂恒：“银行从整体战略上与企业走出去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经营上是有差异的” ]

唐茂恒：金融危机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是一些设备、工程承包等，国外资金比较充裕，对国内金融支持的要求不是那么强烈。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西方银行流动性受到约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对国内金融需求更加强烈，这方面有很明显的差别。

一方面，企业需求大幅度增加，金融机构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做了大量工作，从产品到服务努力满足企业走出去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金融机构对自身风险管理、市场拓展、客户营销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机构在某些方面有所提高，但如果完全满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做国内项目的时候，无论是在山东还是河北，我们对当地情况都比较熟悉；但如果在中东、拉丁美洲，对银行管理就提出更高要求，凸显出我们还有很多方面的不足，如风险管理手段、国别风险控制等。

我们有时形象地称其为“隔山买牛”，比如说项目在阿根廷，对阿根廷当地情况的了解，坦率来讲我们不如那些跨国金融机构，如汇丰、花旗等，他们经营了很多年，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我们相对来说机构没跟上，即便有几个人在那里，了解的情况也比较肤浅。有的跨国银行可以称自己是全球的“local bank”（本土银行），包括对当地风俗文化等都很熟悉，我们国内的金融机构还做不到。

范春永：企业走出去，金融支持很重要，包括国开行、进出口行、农行等政策性银行和中行(601988)等商业银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对外投资洽谈会，是我们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与国开行共同主办的。国开行作为国家投融资的主力，最近这些年在推进国际合作业务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到目前为止，我了解到国开行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外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联系，同时支持国内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如中石油、中石化(600028)、中铝(601600)等。截至今年10月底，国开行外汇贷款已达到850亿美元，有力支持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

从目前来讲，通过政策的评估、引导，不单是资金方面的支持，同时还有更多服务方面的支持，随着走出去的快速发展，金融业会积极参与和支持，只有这样走出去才能更长远地发展。

张燕生：企业在发展的任何时候都是需要资金的，国家不缺钱不等于企业不缺钱，缺钱总是困惑企业的一个问题。

银行走出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刚刚开始，今后能不能够满足企业全球并购的需要还要看银行下一步的发展。目前来看，银行在支撑企业“走出去”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相信银行下一步的“走出去”会伴随着我国商品、资本、服务、人员的“走出去”的步伐而加快，这也包括银行自己参与海外投资。

梅新育：中国企业走出去，很多大企业的投融资更多的还是与西方金融机构合作，因为中国金融机构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海外发展历史，在网络、业务开发方面确实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时间。

一般来说，对外投资通常会有银行跟着客户的情况，就是说企业出去投资，国内的银行也跟着出去了。中国的银行也要到海外发展，需要有意识地与工商企业结合起来，铸造合成的竞争力。

●问：中国的银行这几年在海外并购力度和网点设置增速较快，但中国的银行倾向于去发达国家设点，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是去发展中国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错配。

唐茂恒：这并不是主观上的错配，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从机构网点设置上来讲银行肯定要评估设置网点的可行性，银行从整体战略上，与企业走出去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企业经营上来讲是有差异的。比如华为可以把设备卖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炮火连天的地方。而银行是通过承担一定风险赚取一定收益，如果我们也在炮火连天的国家开设网点，就不现实了；虽然中信保可以提供一些保险，但它也有一定风险评估。

因此，我们不能保证企业走到什么地方，银行跟到什么地方。现在需求与供给不平衡，企业需求大，但银行支持是有选择的，从风险等各个方面去评估。银行大多数会选择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前景好的地方，这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要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确定网点设置。

●问：在金融创新方面，国内监管更加审慎严格。但这些年国内汇率改革，金融市场更加开放，波动更加厉害，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市场风险增大。你认为国内银行在帮助企业规避金融风险方面做得怎么样？

唐茂恒：坦率地讲，这方面国内银行发展的步伐是很快的。企业走出去以后，对于其面临的汇率、利率等风险，国内银行，特别是大银行，都有比较齐全的产品和服务。但从风险偏好来讲，国内银行比较稳健，从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太多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反倒出现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稳健点儿，稳健与创新并不矛盾，目前国内银行还是满足了走出去客户的基本需求。

政府角色：搭台、引导、管控与信息服务

●问：中国企业走出去既是市场发展的需求，也是2000年国家制定的四大战略之一。目前中国政府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你认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最需要获得政府哪些方面的支持？

[ 张燕生：“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搭建平台、提供支撑条件及政策支持” ]

范春永：我国政府坚持以企业为市场主体，按商业原则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政府将在充分尊重企业对外投资自主决策权的基础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一是加强多双边间合作；二是完善法律政策体系；三是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四是引导规范企业行为。企业应不断完善科学管理和决策机制，着眼长远、守法经营。企业在通过对外投资实现自身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考虑国家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应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环境，尊重当地文化风俗，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关心和支持当地社会民生事业。

因此，做好境外投资，提升境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强对境外投资指导，加快完善政策法规，发挥“走出去”协调机制，研究境外投资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进一步研究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投资合作规划，继续推进与鼓励扶持企业财税、金融、保险政策，落实企业“走出去”融资的政策措施；加大力度鼓励与引导商业银行对企业走出去的信贷支持，积极推动境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探基金、高技术发展合作基金。

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到海外投资必须联系到国际形势，比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都会牵涉到我们的对外投资，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政策正确，才能取得胜利。正是因为这样，企业走出去还需要中介机构，比如协会，发挥中介作用。将来要大力发挥行业协会与中介机构的作用。

梅新育：首先，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有秩序地放宽对海外投资的控制，让海外投资能够更便利地开展。

第二，通过双边或者多边的谈判，给中国企业在东道国赢得比较公平的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和良好的安全保障。

第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产业和区域分布等方面进行调节和引导，可以用审批等直接的方式，也可以用间接的方式，比如提供材料等。

第四，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些信息。

还有一点，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会直接资助。比如战略性资源的开发投资，现在是比较好的机会。我主张支持国企，甚至是给国企追加资本金。国企在海外投资要什么？就是要控制权。

大国和小国的企业，成长为国际性企业的方式和途径是不同的。对小国来说，它的国内市场不可能在世界市场占多大份额，因此更多的是国际标准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大国国内市场规模很大，不能被动地去做市场规则的接受者，而是做引导者和制定者。伴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急剧成长，中国企业实现自己的成长，让国内的标准、规则成为全球的标准，走出去时就站在了非常主动的位置。我认为这是最优的渠道。身居大国，头脑里不能是小国思维。

张燕生：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还是市场行为，既包括民营企业，也包括国有企业；既投资能源和资源等矿业，也投资研发设计和加工组装；既投资新兴经济体，也进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搭建平台、提供支撑条件及政策支持，如国家发改委就曾与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机构共同发文，支持“走出去”开发境外重大投资项目。

（石仁坪、周静雅/文，刘曦熹、实习记者李立群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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