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有道德生活是反三俗应有之义

文艺领域愈演愈烈的“泛娱乐化”倾向，引起了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场“反三俗（低俗、庸俗、媚俗）”的大讨论正在展开。但愿这场讨论能使人们认清“泛娱乐化”的根源和危害，还文化界一个清新健康的环境。

“娱乐”是好是坏，难以一言以蔽之，因为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在前现代语境中，“娱乐”是人们劳作之余，通过非生产性活动所带来的身心放松和调剂，以达到生理和精神的愉悦状态；在现代语境中，“娱乐”是人们从事生产性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和活动。它不再是劳动的补充和调剂，而是人们生命本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的途径，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现代语境中，“娱乐”是一种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它是对于理性、正统、庄重感和仪式性的反叛、嘲讽、解构和消融，试图以反叛者的姿态，反对并解构一切正统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前两种意义上的“娱乐”，对于当下生活具有积极的意义；而第三种“娱乐”大肆充斥我们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则绝非幸事。

近十多年来充斥文艺领域的“泛娱乐化”，不仅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也不仅是肤浅的时尚风潮，而是更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根源方面，随着私人生活空间扩展和自由度增加，人们的恋爱婚姻、情感偏好、闲暇娱乐等成为私人生活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们与个体的生活质量和人生幸福密切相关，因此吸引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同时，在“市场化”的“消费主义”浪潮之下，人们也更多关注个体的成就，追求个体的快乐；对于事关群体前途命运的严肃题材，则相应地表现出淡漠和疏离。这是“泛娱乐化”得以形成的“群众基础”，它一旦被市场化的、逐利取向的文艺创作“盯上”，以“三俗”为代表的“泛娱乐化”就很容易滋生蔓延。

在思想文化根源方面，则主要是受全球艺术发展趋势的影响，即西方发达国家发端的，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从严肃艺术向娱乐文化发展的倾向。在西方国家的后现代语境中，“泛娱乐化”具有独特的效应。但当它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并大规模充斥于其文艺创作领域之后，就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在“娱乐至死”的喧哗声中，一些需要严肃思考的重大命题难以开展，理性、人本的工业化城市化文明建构更为艰难，那些真正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具有高尚文化品格、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优秀文艺作品，其生存和传播空间反而受到挤压，这是“泛娱乐化”真正的危险和吊诡之处。

文艺创作是精神活动的过程和产物，它折射出创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心灵。沸腾而喧闹的娱乐看似繁华欢乐，但承载人们精神的心灵，甚至整个文化生态，都有可能在无度的娱乐中荒芜沙化。泰戈尔说：“当他微笑时，世界爱了他；当他大笑时，世界怕了他。”尼采也说，感到安全和愉悦的人，脸上会涌现出“精神的微笑”，那是对美好生活所藏匿的无数舒适感到惊讶的标志；相反，用尽气力、寻找一切机会放声大笑，恰恰是焦虑不安的表现。所以，呼唤思想和德性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回归，恢复一种有道德、有价值的社会生活，实在是“反三俗”的应有之义。（作者：封寿炎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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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让我们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让我们大力弘扬“礼义廉耻”的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从文化价值入手，从宣传引导入手，修复被物欲蒙蔽双眼而麻木的心灵，重拾因璀璨而辉煌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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